通牛网谁造成今天日本社会整体“右”转？看完才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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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1年开始，日本对中国、亚洲及太平洋地域发动了长达14年之久的侵略战争。按说，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以后，经过战犯审判、日本国家改造、殖民地解放、战争赔偿、战后恢复等一系列战后处理，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理应在40年代末或50年代初就能得以解决。然而遗憾的是，虽然那场战争已经结束半个世纪之久，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却一直拖延至今，并未得到彻底的解决。

1、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

1956年，日本政府在《经济白皮书》中宣布日本已经结束了“战后”，这里的“战后”应解释为“战后处理时期”，意为日本的战后处理已经画上了句号，从此可以不再背历史包袱，一门心思搞国内建设和参与国际事务了。

日本官方之所以在这一年做出如此宣布：

第一、1956年日苏之间正式恢复了邦交，在日本官方看来，表明日本同交战国之间的“恩怨”已经结束。

此前的1952年，旧金山条约生效，日本已经成为美、英、法等西方伙伴的一员，从敌对关系变成同盟关系；旧金山条约后日本坚持排斥新中国的立场，承认在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为合法政府，并同蒋介石集团签订了“日华条约”，这样，日本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交战国都“圆满”的恢复了关系，战争责任问题不复存在；

第二，也是在这一年，抑留在苏联西伯利亚的原关东军最后一批士兵回国，经中国战犯审判机关宽大释放或不予起诉的一批战犯也同时踏上归途，这样，由于战争原因滞留在海外的邦人(除个别服刑战犯外)全部回国，日本在海外不再有什么牵挂，意味着战争遗留问题也“全面”解决。

第三，还是在这一年，日本正式加入了联合国，这是日本自1933年3月退出国联后间隔23年之久重新加入国际组织，当权者们于是以为日本已经被国际社会所接纳，历史问题当然也就成为了过去。

这样，围绕着战争责任问题，日本同被侵略国家之间产生了悬殊极大的差距。在日本国内，坚持和平反战运动的民主进步势力同日本官方以及右翼势力之间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分歧。这说明，日本的战后处理并没有画上“圆满”的句号，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也没有“全面”得以解决。这样，关联日本战争责任的战后责任问题也就成为摆在日本政界和所有国民面前的重大课题。

所谓战后责任就是战争责任的延伸，战后责任源于战争责任，两者不能倒置。战后初期，由于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日本战后处理的后遗症甚多，直到今天，无论是在刑法责任上、政治理念上、道德观念上，以及思想认识上，日本都未能充分承担和解决战争责任问题。

从国际社会到日本内部，对日本当年犯下的“反和平罪”，“反人道罪”和“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犯罪”，也没有予以认真地清算。

许多战争犯罪人、甚至首要的战犯(如昭和天皇)没有得到刑法的处罚；政治上没有谴责和批判战争，恢复被害国家和人民的尊严，纠正“脱亚入欧”、歧视弱小民族的“大和民族”心理，平等对待亚洲各民族；道德上缺乏反省意识，拒不道歉谢罪，拒绝人道主义的赔偿和战争被害的补偿；从形而上的罪责分析，日本政界对战争的侵略性质始终持暧昧态度，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官僚、财、经、企各界要员甚至公开为侵略战争涂脂抹粉，鼓吹“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宣扬“自卫战争说”，“亚洲解放说”以及“粉碎ABCD包围圈说”等等。

2、《旧金山和约》的后遗症

从形式上看，东京审判和旧金山条约签字结束了联合国军(实际是美军)对日本的占领，意味着对日本的战后处理画上了句号。然而，在美国的庇护和主导下，东京审判和旧金山条约均没有达到彻底清算日本战争责任的目的，甚至为日本网开了面，留下了今天的隐患。

应该说，东京审判判处日本犯有“反和平罪”、“反人道罪”和“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犯罪”，惩罚了一批战犯，揭露了日本军队的部分战争罪行，它的历史意义还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它的偏颇和缺憾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

(一)庇护了昭和天皇

人所共知，依据帝国的宪法，昭和天皇作为日本陆海空军的大元帅，对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从战后披露的史料查明，昭和天皇对日本发动的每一次军事侵略行动都是知晓并支持的。只是由于美国占领政策的需要，昭和天皇逃脱了正义的审判，甚至被打扮成“和平天皇”、“宪政天皇”、“稳健派天皇”的形象，继续坐在日本战后(象征)天皇制的金交椅上，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诸国的元首中绝无仅有。

这一结果带来的是对天皇战争责任问题的争论直到今天仍没有结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昭和天皇越来越被美化和神化，在他即位50周年、60周年以及去世之时，日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奉典和赞美活动，进一步地冲淡了日本社会的战争责任意识，并刮起一股股不小的复辟倒退歪风。

有家报纸在昭和死后这样评论道:

(满洲事变以来)陛下深怀忧虑，屡次颁发切盼走向东亚和平之路的圣旨，可是政府和军部没有实现圣旨的能力，不得已走向大东亚战争的失败，300万忠诚国民死于非命，陛下甚是痛心。

更荒唐的是，小渊内阁时期竟然向美国《时代》杂志推荐昭和天皇为“世纪伟人”，只是由于国内外的反对才没有得逞。2003年，日本的参议院又通过了将法定假日的“绿日”改为“昭和日”的提案，说明昭和天皇的阴魂仍在政治家们的心中游荡。

(二)把责任全部推给军部

东京审判之前，美国占领当局就利用一切舆论工具，宣扬美国人的“太平洋战争史观”，其中重要一点是，“以军部为中心的军国主义者是侵略战争的主要责任者，天皇、宫中派、财界、舆论界等属于稳健派，是军国主义的对立势力”，日本国民是“军国主义指导者的牺牲者”。按着这样的观念，东京审判判处绞刑的7名战犯中，除一名文官外，其余都是陆军部军官。25名甲级战犯中，海军只有两人。被开除公职的人员中，80%是陆军人物，原政府高官、财界、实业家只占0.9%。这样，把社会各界的“战争协力者”都划归为“稳健派”或“牺牲者”，自然也就不负有任何战争责任，更无须去反省和认识战争对中国及亚洲人民的加害。

(三)掩盖了日军实施细菌战、化学战等战争罪行

今天的史料证实，美国在对日实行占领以后，发现了日军在战争期间利用人体进行细菌实验、活体解剖、制造细菌和化学武器以及实施细菌战、化学战的罪行，并对其进行了调查和战犯审讯。对这些反人道、反国际法的残暴罪行理应诉诸法律，予以严正的审判，但是，美国为了获取这些以中国人为祭品的资料，竟然采取卑鄙的交换手段，对石井四郎等刽子手网开一面，不予起诉。

甚至直到今天仍然密封某些资料，美国人的险恶用心已经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暴露无余。此外，有关强掳劳工问题、从军慰安妇问题等日军其他战争犯罪，在东京审判中也没有涉及，成为战争遗留问题拖延至今。

(四)旧金山条约带来种种隐患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东西方对立的冷战局面在东亚演成了热战。美国为了把日本拉入西方反社会主义的营垒，邀请52个国家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媾和会议，签署了《对日讲媾和条约》(苏联、波兰、捷克三国拒绝签字)，翌年4月28日生效，标志着美国结束了对日本的占领。旧金山条约是美国和西方世界单方面对日本的宽大片面讲和，它至少带来以下几点隐患:

（1）把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中国和朝鲜排斥在外

如果说对日媾和，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中国(包括台湾)以及殖民地统治之苦的朝鲜半岛国家应该最有发言权。然而，美国以朝鲜战争爆发代表权“难以确定”为由，将中国和朝韩视为局外，并利用西方代表的数量优势，片面通过了旧金山条约。亚洲的印度、缅甸等国虽然受到了邀请，因反对以美国为主导而拒绝参加。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少数亚洲国家虽然出席了会议，却受到美国的制约和掣肘，根本无力表达本国的意志。所以，旧金山条约是排斥中国、朝鲜和亚洲各国，违背被侵略和被奴役国家的意志，由美国一手导演的放虎归山戏。

（2）未直接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

旧金山条约打着战后处理的幌子，实际上是为日本松绑，从而把日本拉上西方营垒的战车。在该条约中涉及日本战争责任的只有第11条，规定：

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日本境内或境外之盟国战犯法庭之判决。

而有关这场战争的性质、日本应负的战争责任、对中国、台湾、朝鲜殖民地统治的清算以及向被害国家、人民赔偿谢罪的内容一概不见。

另外，在“波茨坦宣言”中，明确规定日本必须履行“开罗宣言”的内容，归还“盗取”的中国满洲(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领土，结束“朝鲜人民的奴隶状态”。然而，在旧金山条约里，“盗取”和“朝鲜人民的奴隶状态”等字样却不见了，改换成“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及“承认朝鲜独立”等。这不仅仅是字样的变化，也暴露了美国人庇护和宥和日本的心态。

（3）在战争赔偿问题上为日本开脱和护驾

旧金山条约的第14条规定了日本“应对战争中所引起的损害及痛苦给予赔偿”，但是，条约又强调“日本的资源目前不足以全部赔偿此种损害及痛苦”，允许日本以打捞沉船等役务形式补偿。再加之美国政府别有用心地放弃赔偿要求，还对菲律宾等亚洲国家施加压力，结果，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南越等四个国家虽然提出了赔偿要求，却远远未能获得所要求的数额。据记载，要求赔偿国家计提出300亿美元的赔偿额，实际截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包括间接赔偿和无偿经济援助在内，日本只支付了10亿1208万美元，仅占要求赔偿额的3.3%。

（4）旧金山条约签字后，日本很快出现复辟、倒退和回潮

到1958年4月，除在狱中死亡的小矶国造、东乡茂德、白鸟敏夫等三人外，其余在押的战犯全部释放，他们是：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麒一郎、星野直树、贺屋兴宣、梅津美治郎等14名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战犯。这些人摇身一变又成为日本政界或其他各界的显赫人物。

除战犯外，因为战争责任被GHQ明令解除公职的原日本政界人物、旧军人、司法、警察人员又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据统计，在日本最初组建的74768名警察预备队(自卫队前身)中，就有旧军官20805人，旧军人17854人，合计占全员的52%。特别是一批原731细菌部队的要员根本没有受到任何触动，反而钻进日本政府机构以及官办的医疗卫生、保健、疫学、医疗、大学医学教育、绿十字协会等机关，继续担当着重要职务。

1952年5月2日，日本政府在东京新宿御苑召开战后首次由政府主办的“全国战殁者追悼式”，首相吉田茂在致辞中称战没者“奠定了和平基础”、“为国殉难”、“为了东洋和平”等。这种对战殁者的评价成为后来各届内阁效仿的“模式”，直接影响到日本官方和社会各界的战争责任认识，直到今天，这种认识观仍有广泛的市场。

1945年8月，皇族东久迩稔彦出任战后首届内阁首相后不久就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接任他的币原喜重郎也在任期间参拜了两次，另外，从吉田茂、岸信介直到中曾根康弘，所有的总理大臣都先后多次前往参拜。昭和天皇也不甘“寂寞”，从战后到1976年先后8次迈进靖国神社。

军人“恩给”制度是战争期间，日本政府为侵略战争炮灰鼓劲打气的特殊礼遇，战后被GHQ宣布废止。然而，就在旧金山条约刚刚签字后不久，日本政府就相继恢复了战时的各项“恩给”制度，出台了十几项对战死、伤军人及家属、原军人的援护法律。而在战争时期被视为“大日本帝国臣民”被强征入伍的朝鲜、台湾籍士兵，以及死于战争的普通国民却不在援护之列。

(5)文化教育界的复古倾向

从1954年开始，日本政府相继颁布了“教育二法”、“教育行政组织及运营的法案”、“临时教育制度审议会设置法案”和“教科书法案”等法案。旨在强化教育体制的中央集权化，加强对教育方针、体制、制度等重大事宜的“指导”力度以及对教科书的审定，压制和禁止教职员工参与左派革新政党活动和政治运动。1955年8月，民主党(今自民党的前身)又公开抛出了《值得忧虑的教科书》(小册子)，掀起第一次攻击教科书逆流，攻击现行教科书是“赤色教科书”，是“美化和赞美苏联、中国，贬低自己祖国日本”的教科书等。在当时社会引起相当反响，也激起文化、教育以及学术界正义舆论的强烈批判。

3、日本人的涂脂抹粉

自纽伦堡审判以后，德国人充分认识到不继续追究和处罚战争犯罪人，就难以重建德国同欧洲各国的关系，树立德国的国际形象。

所以，战后德国宣布追究战争犯罪人没有时限，只要发现犯罪人线索就穷追到底，予以相应的处罚。这样，截至90年代，德国追查战争犯罪嫌疑人的案件达10万余起，其中，对6000余件当事人做了有罪判决。就是在战胜国法国，1998年追查到维希政权的一位官员犯有迫害犹太人的罪行，仍判处这位时年87岁的老人10年有期徒刑。对比德国、法国人的罪责意识，日本的罪责意识显然薄弱得很，因为迄今为止，日本官方自我追查战争犯罪的案件为零，判处有罪的当事人也为零，这足以说明日本政界和社会对待侵略战争的罪责意识。

（1）把战争责任转嫁到国民身上，而又模糊国民在战争中的“协力责任”

早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日本就走上穷兵黩武、大陆扩张的道路，直到日本战败投降，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不容置疑，日本的侵略战争始终得到国民的人力、物力和精神的支持。这期间，尽管有一部分良知之士站出来反对，但是，在法西斯独裁统治的高压下，这些反抗的声音毕竟显得格外微弱。人们还记得，当日军攻占南京、新加坡以及偷袭珍珠港成功后，日本全土处在狂热之中，男女老少挑灯庆祝，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

史料也证实，当日本军人在前方作战之时，后方的妇女、老人甚至儿童都投效到“勤奉报国”的热潮之中。事实说明，法西斯侵略战争没有国民的支持是不可思议的。日本投降后，皇族内阁首相东久迩稔彦提出一个“一亿总忏悔”论，旨在把战争责任转嫁到国民的身上，保护天皇和政府重臣不受审判。

美国人反其道而行之，抛出“太平洋战争史观”，认为普通国民是受日本军阀的“蒙骗”，是“牺牲品”，军部、军阀才是战争的祸首，这在当时对于孤立和打击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团结绝大多数国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然而，战后政府和舆论界在宣扬“太平洋战争史观”，批判“一亿总忏悔”之时，有意或无意地模糊了国民在战争中的“协力责任”，淡化了反省意识，甚至站在战争受害者的立场上去认识战争。再加之战后处理的偏颇和缺憾，那些“漏划”的战犯-昭和天皇、政府官员、财界领袖、右翼巨头等都落了个无罪一身轻，普通民众则更无“战争协力”的责任可言了。这该是日本人罪责意识薄弱的原因之一。

（2）记忆的“健忘”和历史的逃避

前日本驻华大使曾对中国各地的抗日战争纪念馆表示非议，认为没有必要把过去的历史记忆下来，“不利于日中友好”云云。确实，在日本的国民意识里有忘却坏事的“习惯”、“传统”或“风俗”。每逢年末时节，日本的各机关、学校、企业都要组织成员召开一次“忘年会”，意思是把一年里不高兴的事情以及人事间的瓜葛、烦恼等丢在脑后。

但是，美国对日本投放原子弹，日本是世界唯一的原子弹“被爆国”，战死的“英灵”一定要供奉在靖国神社等“大事”却是不能忘却的。所以，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有原子弹“被爆”展览馆；在首都东京有展示“大和精神”的昭和馆；靖国神社的香火也终年不熄，包括总理大臣在内的“香客”络绎不绝。可见，所谓的忘却只是日本对他国、对他民族、对他人所做的恶事，至于本国、本民族、本人所遭受的外来“伤害”还是不能忘却的。

这种历史的“健忘症”表现在战争责任问题上，从政府要员到参加过侵略战争的部分老兵，总不愿意正视发生过的历史真实，总希望把这一切淡化或抹杀，甚至扭曲事实，颠倒黑白。东史郎案件中的原告昧着良心，拒不承认在战争中的罪行就是一个例证；当年参加残忍的731细菌实验和作战的骨干成员，在战后大多占据了重要职务，却是极少有人站出来揭露真实。

（3）千方百计的为“大东亚战争”涂脂抹粉

要否认或推诿战争罪责，就要给过去的战争戴上一顶“正当化”的桂冠。

战后以来，日本政界的右翼保守势力同社会各界的右翼团体、派别、战争经历者等沆瀣一气，不断制造“大东亚圣战”的神话。尤其是旧金山条约签字以后，在日本掀起了撰写、出版战争回忆录的热潮，当年参加过战争的旧军人纷纷拿起笔来撰写回忆录，其中有辻政信的《十五比一》(酣灯社)、《潜行三千里》(每日新闻社)；中岛正等人的《神风特别攻击队》(日本出版社)；渊田美津雄等的《中途岛》(每日新闻社)；草鹿龙之助的《联合舰队》(每日新闻社)等，特别是原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撰写的《大东亚战争全史》(计8卷、鳟书房)，对日本社会和国民的战争罪责意识产生了十分恶劣的负面影响。